国际识局：“塌房”丑闻滚雪球，日本车企怎么了？

第三，习惯必须是反复实行而且为一定范围人们所普遍遵守的，且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其中，对卡多佐影响最大的有三个：霍姆斯、庞德、格雷。

[10]本杰明·卡多佐著：《法律的成长与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那种认为法律体系已大功告成的看法，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教条。[27]这也是符合普通法系法律效力的规则的，因为在普通法国家，成文法的效力优于判例法，而对判例法的适用以遵循先例为原则。而当没有制定法的规范时，法官第一步就是考察和比较先例。由于以前的判决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正义或者社会现实的，但是随着社会政策和社会现实的发展，如果仍按照以往的判决则不一定符合当前的社会正义和社会福利，所以法官必须将从以往判决中抽象出来的原则加以改进和发展，也即进行法律的创造。

对此，卡多佐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向非系统的集体主义转变已经在社会秩序上带来了一些变化，伴随这些变化就需要对基本权利和义务作出一种新的系统的阐述。对此，卡多佐认为，立法者在估量总体境况时不为任何限制所约束，他对境况的规制方式完全是抽象的，而法官在作出决定时所看到的是具体的案件，并且参照了一些绝对实在的问题，他应当遵循我们的现代组织的精神。建立有限政府，关键是要让公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长期以来，人们的目光主要投放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上，法治改革的步伐及具体法律的制定严重滞后，实质法治更为滞后。Olson, M., The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6 对法治与市场的紧密关系的详细讨论，见钱颖一：市场与法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3期。没有一个成熟发达的公法制度体系，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难以得到保证。现行宪法颁布于1982年⑨，数亿人参加了对新宪法草案的讨论，这也是中国立法史上第一部公开表决结果的法律，其后又经历了四次修宪，内容涉及对基本国情和国家根本任务、经济体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完善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制度、尊重和保护人权、基本治国方略等重大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⑩，将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成功经验肯定下来并上升为国家意志，为民主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所以，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大量减少直至消除政府角色越位和错位的现象。百姓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来搬动。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有了法治，产权就能得到保护，人们就会把自己的资源和精力全部投入于创造财富，经济才能发展，整个社会才能走向富裕。法治的两个主题是限制政府权力和赋予公民个人权利，界定和划清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边界。长期以来，人们的目光主要投放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法治领域的改革常常处于从属和被忽视的地位。

直到十七大报告开始，才正式转为前者。1979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强调，刑法、刑事诉讼法等7部法律通过后，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要治好国，做成事，做大事，人们必须同时采用法规治理、激励机制、社会规范这三个基本制度安排。1999年，国务院就曾颁布《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将依法行政界定为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明确了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内在基本要求。

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尽管之后的每一个朝代都在采用其基本的制度，但是还要吸收其他的制度安排。

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推进司法改革，其后在历次重大决议中都可以看到有关表述，十六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十八大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则作出了更为全面的司法体制改革部署，涉及司法管理体制、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等。由此，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开始受到限制。

（《韩非子·有度》）术，就是国君通过分权制衡来统御群臣的权术，法和术必须结合起来。自罗斯福新政时期开始，在其以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为核心的政策下，则形成了以《联邦紧急救济法》（1933）、《国家劳动关系法》（1935）、《社会保障法》（1935）等一大批与公民福利相关联的社会法，开始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除了完善立法，更重要的是实施。如同习近平2012年12月在现行宪法颁布30周年纪念会上指出的，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二是法有良法、恶法之分，只有基于善法之上的治理才是真正的法治。只有重视大众对政府的监督，用制度来约束政府及其领导人，才能彻底解决长期执政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和体制问题。

中国古代刑不上大夫的司法理念，就说明中国在封建主义时期不是法治社会，最多只能算是法制国家。2010年11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

14 商鞅在国都集市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招募民众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奖十金。以美国为例，其社会经济转型最为剧烈的时期大致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与中国当前所处的转型期较为相似），当时的法治建设重点是保护财产权和个人自由，健全市场竞争的法治要素。

⑥因而，一个国家经济长远发展的保证就是依法治国。前者要求在立法上改革现有制度，后者则要求完善执法和司法体制，建立更为有效的监督体系，两者都呼唤法治体制的建设与改革。

法，就是统治者颁布的法令、政策、制度，赏罚都要以之为据，通过严刑厚赏使之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实际上，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各有所长，但也各有所短，如果独尊一家、单独使用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但与此同时，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机关的权力也日益膨胀，于是作为保障私权不受随意干预和破坏而存在的公法开始逐渐全面崛起。同时，公民的基本权利则从基本人身权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市场和社会的自治力在此过程中从而也开始得到培育，大量涉及环保、医疗、宗教、慈善等各领域的维护私人和团体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出现。

其次是法律法规体系逐渐建立健全。主要著作：《激励、信息与经济机制》、《最优选择与一般均衡》等。

与中国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相适应，立法工作也应适时跟进，尤其要加强在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的立法，并拓展公众参与立法的途径。12 第三是政府依法行政得到一定推进。

13 参见余和平：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思考，《民主法制建设》，2003年第12期。再次，要进一步增强司法的透明度、民主性和专业化，拓宽民众的司法参与渠道，充分发挥司法在国家和社会公共治理中的救济作用。

11 这里就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法律是不是越多越好？不尽然。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各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普遍陷入结构僵化的官僚格局，公共行政改革被引入改革议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第二，可以通过经常性的宪法解释，来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和动态适应性，帮助人们统一、深化对宪法的认识和运用，确立宪法价值体系的共同基础

[47]卡多佐甚至认为，哲学、历史和习惯的方法的可适用性最终还是源于它们能够在一定情况下实现法律的社会福利的目的，因此在某些法律部门中，社会学方法与哲学、历史或习惯的方法是和谐共有的。Posner，What Has Pragmatism to Offer Law？63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1653，1658—1661（1990）。

但是，使用社会学方法是在遵循一般法律原则的基础上，而非毁坏所有规则。其次，影响卡多佐法律思想的第二个主要人物是庞德。

卡多佐生于1870年，卒于1938年，他的一生处在美国历史上一个沧桑巨变的时代。其中，对卡多佐影响最大的有三个：霍姆斯、庞德、格雷。